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人民时评）******

　　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在上海，职业院校与区级政府合作建立“双元制”特色产业学院，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在安徽，职业院校与制造企业签订校企合作订单协议书，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山东青岛，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学生实习实训……近年来，多地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并从战略任务、重点工作、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描绘了蓝图。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以提升职业院校关键能力为基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职业教育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优先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组织知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优秀教师，打造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同时，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把企业搬进职业院校、让职业院校走进企业，推动职业院校育才和企业用人的精准匹配，找准校企双方的结合点、共赢点，让职业院校和企业真正做到“两头热”和“真融合”。比如，有的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灵活设置“厂中校”和“订单班”，企业提供学习、住宿场所，职业院校提供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按照教育教学计划和企业用工需求，适时安排学生进驻产业学院。通过合作，职业院校得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场地、设备资源，企业也获得了技能人才供给。在延伸校企合作的深度与范围上做好文章，打通学校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能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有效对接。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还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是改革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上海的一家职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首届37名职业本科毕业生日前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还有一名考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确立就业和升学“双导向”，贯通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打破职业教育止步于高职的“天花板”，不同禀赋的学生就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职业教育也能在就业市场上进一步增强竞争力与吸引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场需求转变而“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变”，职业教育必能不断发展，既为广大青年学习就业提供新的选择，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康岩）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